在影响力投资被广泛讨论的当下,本文作者基于多年慈善与投资实践,对这一概念的现实运作提出反思。他并非否定影响力投资追求社会影响的初衷,而是指出:当资本既希望获得接近市场水平的回报、又不愿在风险和收益上做出实质性让步时,所谓介于慈善与商业之间的“中间地带”往往难以真正发挥作用。文章结合非洲农业等领域的具体案例,讨论慈善资金如何通过资助、低息债务等方式帮助项目成长并“去风险化”,再由商业资本在条件成熟后进入扩展规模。作者觉得,更清晰、诚实地划分慈善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角色,或许比执着于“影响力投资”的标签,更有助于推动真实而可持续的积极变化。
有时,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AI 查询,也会产出近乎戏仿的答案。前些天,我让 Claude 给我一个关于“影响力投资”(impact investing)的最新定义,它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:
“2024年,对于影响力投资的定义是否应超越‘主观意图’范畴,从而转向强调现实世界转型与资本的增量效应,相关讨论还在继续。”
原因其实越来越明显了:所谓“现实世界的转型”,往往意味着低于市场水平的回报。我还记得影响力投资最热闹的那些年,当时人们谈的是耐心资本(patient capital)、优惠融资(concessionary finance),甚至还试图认真地为影响力负责。如今,我们剩下的却只是一句“主观意图”。
有时候,甚至连这点“意图”都不存在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作过的人,都目睹了这样一种趋势:即便按照最宽泛的“影响力投资”定义来界定,这类资金也在持续减少。实践者不断流失,投入资金规模持续萎缩,而为降低风险,尽职调查却变得愈发严苛和繁琐。在大型援助急剧收缩的背景下,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需要市场化的解决方案,而影响力投资偏偏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派不上用场,确实让事态雪上加霜。
问题的根源在于,影响力投资的定位本身就很尴尬,既不像慈善,也不像商业投资。慈善家看到影响力投资者所追求的回报,会觉得他们过于贪婪;反之,投资者看到为了推动“现实世界转型”而不得不接受的优惠条件,又会觉得这既不划算,也不明智。那些在传统资助中努力表现得勇于冒险、出手慷慨的资助者,一旦面对高影响力的营利性机构,反而变得目光冷峻、保守、吹毛求疵。结果便是无人感到满意。
影响力投资本应介于慈善与商业投资之间。然而,只有意图、却没有让步,使这块本应存在的空间几乎成了一片真空。这扼杀了贫困国家亟需的创新,因为导致贫困的因素恰恰也是阻碍企业起步与发展的绊脚石。假如没有优惠融资,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。“优惠”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你甘愿牺牲一部分预期回报,因为你真的在意社会影响力。具体来说,这可能是低息贷款,是在宽松条款下承担风险、却并不期待更高回报的股权投资,甚至干脆就是直接资助。
这种为了影响力而主动承受的“损失”,其实早就有名字了,它叫做:慈善(philanthropy)。它的形式或许不同于传统的非营利性资助,但本质依然是慈善。
如果放下“影响力投资”这个概念,我们剩下的就只有慈善投资和商业投资两种路径。慈善投资的人能理直气壮地付出,而无需反复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辩护慈;商业投资者则能专注于利润最大化。身处艰难市场环境的初创企业得以获得启动资金,而当风险逐步降低,商业资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介入。商业投资的人能谈论自己的“意图”,而无需再顾虑资本是否真正带来了增量效应(坦白说,他们本来也很少真正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)。慈善家则获得了推动社会影响、实现资金循环利用的机会,偶尔还能看到回报。结果是:皆大欢喜。
在穆拉戈基金会(Mulago Foundation),我们长期关注影响力如何跟着时间实现指数级增长,并据此调整了对营利性企业的资助模式。逻辑很简单:
●大多数情况下,一个商业创意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指数级扩散、对重大问题产生显著影响,是因为有大量企业愿意采用它。
●问题在于,许多最初服务贫困人群的企业,最终都会为了追求利润而转向高端市场,或者逐渐偏离初衷。事实上,所谓“财务回报与社会影响力并重的双重底线”,实际上并不存在。之所以称之为“底线”,正是因为它只有一条。
●要同时立足市场与使命,前提是利润与社会影响力之间有高度一致性。遗憾的是,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常见。
●对初创企业而言,这种一致性往往只能在早期凭判断来押注,因为此时你还不可能拥有充分的证据。
●但当你发现某个项目,既有显著的社会影响潜力,也具备真实的盈利可能,还能够有力地证明二者紧密相连,那你手中就握着一颗“稀世珍宝”。此时你需要做的,就是不遗余力地把它推到可接受商业投资的阶段。
Hello Tractor 是这种一致性的典型例子。它在西非和东非打造了一个“拖拉机界的优步”,通过平台将拖拉机所有者与需要机械化服务的小农户连接起来。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多数农户只有几公顷土地,Hello Tractor 的市场天然集中在小型农场和小型拖拉机上,大型、昂贵的设备在这里不适用。也正因为如此,此公司的盈利机制与其服务对象形成了高度绑定:只有当小型拖拉机主和小农户真正赚到钱时,Hello Tractor 才能盈利,而且在市场上不存在可以“向高端市场迁移”的空间。
正是基于这种利益一致性,再加上我们迫切希望推动非洲农业机械化,我们向 Hello Tractor 提供了 20 万美元的初期资助。在时机成熟后,我们又提供了 30 万美元的低息贷款。在合作期间,该公司服务的农户数量从零增长到 250 万,并且按期偿还了所有贷款。
另一个例子是肯尼亚的 Pula。此公司为小农户提供天气与虫害保险,帮助种子和化肥企业、非营利组织、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,将保险产品与种子、化肥和农业贷款打包提供给农民。与此同时,Pula 还通过手机向农户提供定制化的种植建议,帮他们提高产量和收入。
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农田面积的中位数只有约一公顷,小农户群体成为农业保险唯一规模可观的市场。我们在 2012 年用 5 万美元赠款帮助 Pula 起步,2018 年又投入了 30 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务(convertible debt),最终转为股权。如今,Pula 已服务 500 万农户,我们的股权价值增长至最初投资的六倍,已经回收了 40 万美元,并仍持有公司 2% 的股份。有时,耐心确实会带来回报。
要达到具备影响力的规模,那些致力于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或保护自然环境的企业,最终必须成长到能够自力更生,或顺利进入商业资本支持的阶段。慈善投资的使命,正是助力企业达成此目标。实践证明,在慈善框架之下,即便享有税收减免,也能够准确的通过企业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战略需要,灵活运用多种资金形式。这种做法本质上属于“项目相关投资”(Program-Related Investments, PRI),前提是企业能够提出可信的社会影响力论证。
资助部分企业会设立附属的非营利机构,用来接收传统意义上的资助。但我并不太偏好这种混合结构,因为它往往过于复杂,也难以规模化。作为一家基金会,我们更多使用的是“支出责任资助”(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Grants,ERG)。在这种模式下,资助方本质上是在为企业完成一项既符合其自身利益、又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买单。这种模式操作简单便捷,而由于我们更看重速度与规模,而非财务回报,它往往是我们的首选工具。
低息债务这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,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实现资金循环。当然,也要承受低利率带来的资本侵蚀,以及这些债务本身的高风险属性。我们有时也会遇上问题,例如在我们和其他资方的共同支持下,企业在早期阶段背负了过重的债务结构,导致资产负债表失衡,从而吓退潜在的股权投资者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转换债务(即后期可转换为股权的债务)往往是更好的选择,它能够在企业和资方都希望保留灵活性的阶段,满足双方的需求。
慷慨的股权安排|通过结构化融资轮或单独交易购入公司部分股权。我们得知,传统股权投资比资助或贷款复杂得多,作为小型机构,我们尽可能避免此类操作。当参与股权交易时,我们会尽量对创始人保持慷慨,因为他们不仅承担着创业的常规风险,还需面对艰难市场环境带来的额外风险。再加上早期估值大多是基于想象的数字,我们更倾向于追求简洁高效,因此主要是通过SAFE票据(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,未来股权简单协议)进行股权投资。这通常是早期注资最简便、也往往最理性的方式,其核心逻辑是:你的股份将在后续融资轮中,与其他投资者按同一估值标准确认。在我们的投资工具箱中,SAFE票据已基本取代可转换债务。
总体而言,慈善投资比我们预想的更容易操作。我们曾尝试或考虑过其他方式:永续债券(构想很酷,但未能吸引其他投资者)、收益分成协议(同样如此)、可回收资助(本质自相矛盾,且多数投资者仍视其为债务)、贷款担保(偶尔能发挥作用)。我们当然也参与过股权融资,但长久来看股权投资实在麻烦重重。更关键的是,多数融资轮次都面临领投方缺位的问题,而无论是我们,还是大多数慈善同行,都还没有为承担这一角色做好准备。
将传统资助与慈善投资结合起来,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慈善投资将带你进入充满新颖理念与人才的全新世界,并遇到能创造大规模影响的新机遇(尤其在“后援助时代”)。我们珍视投资组合中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机构的思想碰撞,并始终一视同仁地对待它们。而且,说实话,让商业模式站不住脚、执行力不足的企业自然退出,并不是什么坏事。相比之下,失败的非营利组织往往会以一种低效却僵化的方式长期存在。
我真心希望,更多慈善资助者能投身于高影响力的营利性机构;也希望那些自称为“影响力投资者”的人,把自己的才能投入到真正的慈善投资中。除非你已经对那套说辞深信到近乎自我“洗脑”,否则挤在“追求市场化回报、却强调社会意图”的那一端,实际上并不好受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(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)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,全球已有 1.5 万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资本。我并不完全明白这一个数字意味着什么,但如果其中哪怕只有一个“四舍五入误差”的规模,能真正投入到现实世界的转型中(至少作为起点),再加上一部分从传统资助中分流过来的资金,那就更好了。慈善资金进入营利性机构,为慈善家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影响力路径,也让那些曾被称为“影响力投资者”的人,有机会真正感受到“增量效应”带来的温暖光芒。